國際電信聯盟(ITU)電信標準化局局長趙厚麟是該局自1865
年創(chuàng)建以來第一位非歐洲籍主管。作為ITU的一名官員，他的足跡遍及五大洲的許多國家，特有的
工作經歷使他得以從國外觀察中國的電信建設。在第34屆世界電信日之際，我們通過電話采訪了遠
在日內瓦的趙厚麟局長。


問：您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便在我國參加電信業(yè)的建設，
后來又到國際電信聯盟擔任職務，親身經歷和目睹了中國電信業(yè)發(fā)展壯大的過程，您最大的感受是
什么？


答：70年代末期，我作為當年首批派出的訪問學者到了瑞
士，當時中瑞之間僅有屈指可數的幾條電路。國內沒有私人電話。向國內打電話，需經人工接轉，
有時一等就是幾個小時。當時國外了解中國電信建設狀況的人很少。80年代中期，已經走上民營化
道路的英國電信公司還曾向我打聽向中國贈送剛剛淘汰下來的模擬電信設備的事宜。


1986年上半年，我參加了國內最初的移動電話網的體制制
定工作。同年8月，被國際電信聯盟聘為職員，到日內瓦工作。當時已經能夠用自動電話直撥國內
用戶，但我的親友中沒有一家有住宅電話。時間僅僅過去4年，親友家中便都裝上了電話。這2年，
他們又陸續(xù)開始用上了手機，這是多大的變化呀。


90年代，是中國電信事業(yè)發(fā)展最快的時期。1998年我在參
加非洲電信展期間到處都聽到人們在議論，中國一年的裝機容量比整個非洲大陸過去30年裝機容量
的總和還要多。


問：您能否從技術和人才兩方面，談談中國電信業(yè)的變
化？


答：中國電信業(yè)在技術上的進步可以從國際電信展這個窗
口反映出來。國際電信聯盟每4年舉辦一次世界電信展。我參觀過1979年舉辦的第三屆大展，當年
沒有中國的展位。從1987年至1999年，我參觀了歷次大展，明顯感到中國的展位越來越多，產品
越來越先進，中國的某些設備完全能與世界知名廠商的先進設備相媲美。


從1982年開始我以中國專家身份參加國際電信聯盟的標準
化工作。自1986年起，又以國際電報電話咨詢委員會秘書局工作人員的身份在該機構工作，目睹
了中國專家素質的歷史性變化。70年代和80年代，中國專家均有一定專長，但知識老化，外語水
平有限，年齡偏大。大部分專家無法與外國同行交流。進入90年代以后，中國專家的平均年齡下
降，中外專家的知識差距迅速縮小，中國專家人數逐年增加，提交的文稿建議不斷，其中有一些被
國際電信聯盟采納。在此期間，有些中國專家還擔任了研究組的課題報告人、研究組副主席、甚至
研究組主席的職務。特別是最近幾年，由中國專家提出的帶有中國專利的第三代移動通信技術和因
特網傳輸接續(xù)技術已被國際電信聯盟相關單位接納，變成了國際標準。這一變化標志著我國的電信
技術研究開發(fā)已經從早期的學習消化階段進入了自主創(chuàng)新的階段。


問：在國外是否有人問及您對中國電信市場開放的看法？


答：我在出訪時曾被一些國家的媒體記者問起過。我說我
是全力支持市場開放，公平競爭的。市場開放，我認為是大勢所趨。不過，開放的形式應該允許多
種多樣。認定某種形式一定優(yōu)于其他形式似乎并不可取。我還提請他們注意，當人們稱贊中國的電
信發(fā)展成就時不應忘記，當時中國的電信體制并不是市場體制，但發(fā)展迅速，成績斐然；而領歐洲
電信民營化風氣之先的那一批工業(yè)化國家，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經營了近20年，這些國家主體電信
運營商的主導地位仍然未被撼動，距當年初衷相去甚遠，且達標無期。無論是開放競爭還是分化重
組，都是人們謀取市場的手段。各國應根據本國的國情，選用適當的形式開放市場。


摘自《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