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 Made in China 的iPhone, 在國外售價遠比它的出生地便宜，是中國人的收入超過歐美了嗎？是中外區(qū)別對待嗎？都不是，只因中國奇特的稅收秘密。

11月21日，中國深圳的張明陽終于拿到了幾周前從加拿大訂購的iPhone4S。

興奮不已的他未必知道，剛到手的這部手機從深圳出發(fā)，又回到原點，其間究竟經歷了怎樣的環(huán)球之旅。

11月13日早上，這部手機同它的眾多兄弟一起，離開了出生地深圳龍華的富士康工廠，經由美國UPS運送到了香港，11月14日在香港停留了半天后（小部分留給了當?shù)氐牧闶鄣辏?，又被裝上美國聯(lián)邦快遞公司的飛機，運到了東京，稍作停留后又被運到了下一個目的地美國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市——蘋果北美的集散中心，在這里，一起旅行的兄弟們終于要別離了：或被運到加拿大的埃德蒙頓，或被轉運到美國各個蘋果零售店及AT&T營業(yè)部，中國水貨代購大軍正在伺機等候購買。

11月19日，在旅行了35000公里后，這部手機終于從埃德蒙頓回到了深圳，張明陽為此花費了4300元。張明陽卻認為很值得——iPhone4S在中國還未上市，而且即便正式上市了，價格至少也在5000元左右。

事實上，這個海外訂購的計劃張明陽已經盤算了很久。無論加拿大、美國、日本、新加坡或者香港版本，盡管都是“Made in China”，價格都會比中國便宜。

這是一個令人不解的現(xiàn)象：中國雖是iPhone全球旅程的出發(fā)地，但中國人要想買到實惠的iPhone卻要繞道國外，而中國分明還是這個產品的原產地。

自2001年加入WTO后，富士康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生產出了iPod、iPhone和iPad，摩托羅拉的Razr手機，索尼的PSP和PS3，微軟的Xbox360，任天堂的Will等諸多風靡世界的消費電子產品。毫無疑問，它們是WTO為中國帶來的資金、技術、就業(yè)和出口所產下的結晶，但十年來，這些結晶一直在優(yōu)惠供應全球，中國人卻無法優(yōu)惠地消費它們。

中外有別

十年來，中國一直向世界供應著物美價廉的商品，但就是不能便宜地賣給中國人，盡管你不解甚至生氣，可它的確是個事實。

蘋果的iPhone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張明陽手中的iPhone 4S加拿大售價約為3940元人民幣，據(jù)調研機構iSuppli的分析，其材料成本不過188美元（約1190元）。

這些材料中有三分之一來自于中國長三角或者珠三角的某個小鎮(zhèn)上生產的iPhone鏡頭、耳機還有傳感器；有三分之一來自韓國的顯示屏和閃存存儲器制造商，還有三分之一來自于美國、日本或是意大利的高端配件商。

無論配件來自何方，最后都要匯集到中國深圳，在富士康組裝成iPhone成品。組裝前它們的總身價不過幾百元，組裝成后卻高達數(shù)千元。準確地說，在富士康這些元器件合力完成了自我升值，所以它們產生了增值稅。

所謂增值稅，是指在銷售貨物、進口貨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等環(huán)節(jié)，只要產生了新的價值，就對新增加價值征稅的稅種。

按照中國稅率，無論是韓國LG的顯示屏，還是東莞大立光的800萬像素鏡頭，都產生了17%的增值稅，LG顯示屏價格約為235元，一旦征稅，這部分就得多加40元，同理手機鏡頭成本也將從原來的112元增加為132元。如此類推，每樣零配件都加上增值稅，最終iPhone4S成本就將超過210美元。

不過此時，特殊情況又出現(xiàn)了。按照中國自1985年就開始實施的出口退稅政策，只要產品用于出口，所進口的電子零配件就可以在海關進口手冊中加以記錄，免收關稅和進口增值稅，同時電子產品類在國內生產和流通環(huán)節(jié)實際產生的增值稅，幾乎也能給以全額退還。

這等于讓蘋果節(jié)約了材料成本，為iPhone4S超過58%的利潤率作出了貢獻。換句話說，張明陽手中的iPhone在離開中國時相當于沒收稅，但它要正大光明再次返回中國銷售時，繳稅就不可避免了，于是一部在美國售價599美元（約為4050元）的iPhone4裸機，在中國銷售后就變成了4999元。

增加的部分就是整部手機17%的進口增值稅，約為850元。盡管從2003年中國就取消了手機整機3%的進口關稅，但還是必須繳納17%的進口增值稅，同國內品牌銷售一部手機要繳納的增值稅比率一樣。

“美國沒有增值稅，歐洲平均為10%，日本為4%，中國為17%和13%兩檔。”暨南大學經濟學院財政學教授沈肇章說，相比于其他國家，中國屬于增值稅征收比較高的國家。

于是，較高的增值稅與中國鼓勵出口的政策混合起來，一個內銷與外銷的價格剪刀差，就這樣誕生了。張明陽自2003年從香港買了一部摩托羅拉手機以后，就常常納悶：都是中國內地生產，為何出口到香港、美國和日本的產品，價格卻比中國內地便宜呢？盡管他不清楚原因，但意識到了這個價格差的存在，并從此愛上了“水貨”。

出口便利

水貨，是中國制造獨有的奇觀，實際上就算很多正品行貨，也像水貨那樣，都是先出口后再進口到中國內銷的。比如早前的佳能打印機和耐克運動鞋，都在中國內地生產，卻不直接在內地銷售，而是先出口到香港，打上香港的銘牌后再進口到內地，經歷了“香港一日游”后，佳能打印機和耐克運動鞋的價格也完成了升值。原因是什么？答案還是稅收。

事實上，除了免征增值稅，中國的企業(yè)只要出口產值達到總產值70%以上，還可以享受企業(yè)所得稅減半的優(yōu)待。比如身為代工之王的富士康，相比內銷企業(yè)，繳的稅就少得多。2009年，富士康深圳的出口額約為2176億元，一街之隔的華為銷售收入為1491億元，但根據(jù)深圳稅務局公開的資料顯示，當年富士康繳納給深圳的稅收僅為5.99億，而華為上繳利稅則高達22.6億元。所以，盡管只賺取代工組裝費，但富士康的利潤有時甚至比某些品牌商還要高。

而享受了稅收優(yōu)惠，富士康也因此受到嚴格管控，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財政稅務系主任林江說，富士康的整個生產過程中，進口零配件數(shù)量必須與出口產品數(shù)量相抵，而且產品必須先出口到國外，不能直接在國內銷售；否則，一旦被查處，富士康就會面臨偷逃稅務而遭到嚴懲。

“這就是中國出口加工體制的特點：稅收誘導、嚴密控制，一切都是為了把企業(yè)引向出口，除非商務部某天說要改變出口加工體制，否則內銷價格永遠高于外銷。”林江認為稅收只是這把剪刀差的表面，根子在于維護出口加工體制。

當然，富士康也有效利用了這種體制的力量，來提高自己的供貨效率。對于它這樣的代工廠而言，原材料高度依賴進口，產品大部分出口，進出口通道可謂生命線，其效率也直接關系到企業(yè)的效益。

2003年，郭臺銘親自在深圳引進了保稅工廠的概念，簡單說，當貨物從國內進入保稅工廠后，就不用繳納任何關稅和國內稅務，最后看是內銷還是出口再來收稅。成立保稅工廠后，深圳海關在皇崗還設立了專用通道，對富士康的鴻富錦聯(lián)網(wǎng)保稅工廠實行24小時通關服務試點，該試點前方懸掛的識別系統(tǒng)會立刻自動讀取司機和車輛資料，如數(shù)據(jù)對碰正常，閘門開啟，車輛放行。整個通關過程，司機放行一輛車只需4-5秒，而傳統(tǒng)的檢查方式則需要1-2分鐘才能放行。

深圳海關的流程創(chuàng)新，實際上減輕了富士康經營的成本，富士康只要在網(wǎng)上接受蘋果的訂單，通常會在48小時（最長不超過72小時）就能開始定制。富士康內遷成都時，也向當?shù)卣岢隽藬?shù)十條便捷通關的要求。根據(jù)富士康的要求，成都政府到中央啟動了頻繁的申報公關活動，成都高新綜合保稅區(qū)7月22日正式申報，10月18日即獲得國務院批準，可謂閃電落地。

內銷艱難

內銷企業(yè)就沒有那么好的命運，他們要繳納增值稅，得不到出口退稅，還要繳納營業(yè)稅，進口零配件和原材料，審批時間又長，還得繳納進口增值稅后才能用于內銷。這些限制加起來，意味著企業(yè)要做內銷，也只能大幅抬高價格才能獲取與外銷相匹的利潤。

“有國內經銷要進貨，出價比國外要高很多，但即便高15%，我們也不出售給他們。因為出售給他們，我們就少賺很多。”深圳一家做電子攝像頭出口的企業(yè)老板如是說。

張明陽也時常郁悶，為何中國人均收入只有美國十分之一，卻要多花費上千元才能買到同款產品，以前他覺得是洋品牌定價不同，可就算是民族品牌的聯(lián)想，最新推出的平板電腦Tablet，內地裸機售價為4999元，香港卻僅為3300元左右。

聯(lián)想另一款平板電腦LePad A1-07中外差價更大，這款產品中國售價2499元，在美國為199美元約合人民幣1250元，價格幾乎相差了一半。道理也很簡單，出口的聯(lián)想成本低，內銷的聯(lián)想成本高。

實際上這種加工貿易體制的保護，還從另一個方面影響中國人享受價廉物美的結晶。2009年底，郭臺銘曾公布了他的萬馬奔騰計劃——打算2011年在中國內地開出1000家3C零售連鎖店，到2014年開出1萬家。

郭臺銘曾這樣解釋他搞零售的初衷：“客戶要買一臺電視，我們的工廠就近，很短時間就能生產，既縮短了供應鏈，減少了庫存，也把很多的中間環(huán)節(jié)的成本降低了，這樣消費者可以得到又快又便宜的產品。”但這個計劃實行起來卻非常困難，就算是自建渠道，富士康也不可能以出口的優(yōu)惠，售賣自己代工的商品。郭臺銘原本的千店計劃，現(xiàn)在只開了不到200家。萬馬奔騰如今變成了萬馬齊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