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電子技術的迅速發(fā)展,手機短信、電子傳真、電子郵件以及QQ、微博、微信等社交通訊軟件，因其具有的快捷、經濟和普及優(yōu)勢，不僅成為新興電子商務中主要的意思表示工具，也越來越多的出現(xiàn)在傳統(tǒng)民商事經濟貿易活動中。審判實踐中，一些電子數(shù)據(jù)證據(jù)事前因缺乏固化保全，事后因成本、技術因素無法鑒定，導致認定困難，但其認定與否，通常是查明案件事實的關鍵。

2014年10月，青島某服務公司將青島某俱樂部訴至即墨法院，請求法院判令被告青島某俱樂部支付拖欠票款人民幣7萬余元。

經審理查明，2010年10月，原、被告簽訂《合作協(xié)議》，約定由原告按被告指示要求向其提供機票訂座、出票、送票服務。被告指定其工作人員張某、崔某為代訂票負責人，被告不得接受原告其他員工的訂票事宜;被告有機票訂購需要時，可通過電話、傳真、MSN等形式向原告聯(lián)系、確認。

2010年11月至2011年7月期間，原告根據(jù)被告指示訂購機票后，被告工作人員從原告處領取機票確認單等乘機憑證，并在原告《記賬憑證》中對應機票號后簽字確認。在原告提交的《記賬憑證》中，崔某簽字確認機票20筆，票款合計2萬余元;杜某簽字確認66筆，票款合計6萬余元;段某簽字確認2筆，票款合計2千余元;徐某簽字確認1筆，票款金額5千余元，以上領取機票價款合計人民幣9萬余元。

2011年6月被告向原告支付票款3萬元，對該筆票款對應的機票明細，庭審中雙方均無異議。2014年3月，原告與被告工作人員張某通過QQ對欠付票款進行核對、確認后，被告支付原告票款3萬余元，并將對應票款明細通過QQ附件以表格文件形式發(fā)送給原告。對該筆3萬余元機票款，原、被告所持票款明細內容不同。為證明其真實性，原告另提交原告與張某的QQ聊天記錄一份。

法院認為，原告提交的崔某、杜某QQ聊天記錄所載時間、對話內容能夠與《記賬憑證》、已付票款明細、被告財務人員電話錄音等證據(jù)相互印證，法院予以采信，綜合其他已認定證據(jù)，對杜某代表被告取票的代理人資格，法院予以確認。原告提交的張某QQ聊天記錄，在證據(jù)形式上，能夠通過其原始載體QQ軟件出示證據(jù)的“原件”;在證據(jù)內容上，能夠與被告提交的張某書面證言、被告當庭陳述內容相互佐證。而被告未能提交涉案相關QQ聊天記錄，以對原告證據(jù)中所列聊天對話內容予以反駁，應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綜合QQ系統(tǒng)的相對閉合性、安全性，以及相關證據(jù)的相互印證關系，法院對原告提交的張某QQ聊天記錄予以采信。綜上，法院對原告主張的3萬余元票款明細予以采信，對被告主張的該筆票款明細內容不予采信。

基于上述證據(jù)分析，并結合其它案件查明事實，法院認定，2010年11月至2011年7月期間，被告自原告處共領取機票價值10萬余元，被告已付票款6萬余元，尚欠原告機票款人民幣4萬余元，遂判令被告青島某俱樂部支付原告青島某服務公司機票款人民幣4萬余元及利息損失。后被告不服一審判決，提出上訴，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0日駁回被告上訴，維持原判。

法官說法

一般來說，對于證據(jù)的認證主要是從關聯(lián)性、客觀性、合法性三方面進行，電子數(shù)據(jù)證據(jù)也不例外。但是對于微信和QQ聊天記錄這一特殊的虛擬聊天記錄方式來說，想要作為電子證據(jù)，除了具備以上條件，關鍵還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1、對方的主體資格問題。微信和QQ的使用人是否為現(xiàn)實中真實的聊天人，微信聊天內容是否為當事人所發(fā)，決定了當事人是否具有參加案件審理的訴訟主體資格。

2、聊天記錄是否是原始的、完整的未經刪除篡改的。根據(jù)有關電子證據(jù)使用的規(guī)定，如果只有單一的QQ和微信聊天記錄，除對方完全確認外，當事人須提供其他證據(jù)予以佐證，以便相互印證，從而幫助法官認定事實。只要形成了具有說明力的證據(jù)鏈，就可以作為定案依據(jù)。如果不能形成證據(jù)鏈，是孤立的證據(jù)，則可能不被認可。

3、關于微信聊天記錄的真實性。以微信和QQ聊天記錄作為相關證據(jù)的當事人，可以申請公證機關公證，在公證處的專業(yè)保全計算機上完成聊天記錄保全。這樣形成的證據(jù)、具備較強的真實性與可靠性，同時也能防止對方當事人刪除記錄。當事人只要提供其他可以輔佐證明的證據(jù)，即可以作為定案依據(jù)。一般認為，經過公證機關公證的電子證據(jù)或電子證據(jù)管理機關提供的證據(jù)，如騰訊公司提供的QQ聊天記錄，可以單獨作為定案證據(jù)使用。